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蘇丹徒(今鎮江)。橋梁學家、教育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五、六、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茅以升出生于江蘇丹徒縣(今鎮江)一戶書香之家。3歲時接受母親的啟蒙教育，5歲讀私塾，7歲入思益學堂(1903年在南京創辦的國內第一所新型小學)，1905年入江南商業學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每次考試，他的成績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總平均925分，為該學堂歷史上所罕見。1916年畢業于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土木工程系。同年考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讀研究生，1917年獲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經導師賈柯貝(HSJacoby)介紹，在匹茲堡橋梁公司實習，同時又利用業余時間到卡利基理工學院夜校攻讀工學博士學位。1919年成為該校首名工學博士。博士論文《橋梁桁架次應力》的創見被稱為“茅式定律”，并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
1920年，茅以升應邀回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任教授。1921年任學校副主任。1922年7月，他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1923年，該校成立工科，他首任工科主任。1924年，任河海工科大學首屆校長。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學校長。1927—1930年，任北洋大學教授、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院長。1930年任江蘇省水利局長，主持規劃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學，任教授。
茅以升在各校任職期間，對校務管理、學校體制、課程設置、教學設備、科學研究、學術活動、教學作風、學生工作和校園管理等，都親自過問，并作了重大改進。他在教學工作中，治學嚴謹，實事求是，素以認真、嚴格、誨人不倦著稱。授課時講求概念清楚，邏輯嚴密，注意深入淺出，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用事例解釋理論概念，力求講清每一理論原則的實踐意義，使學生透徹領悟，融會貫通。課外與學生交流，盡心輔導，并征求意見，以改進教學。
他在工程教育中，始創啟發式教育法，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致力于教育改革。他認為教師的責任不僅是授業，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自力學習、自力研究的習慣和能力。他反對把學生當作“受體”的灌注式教學，實行啟發式教學，使學生成為“主體”。他以自己的治學經驗“博聞強記，多思多問，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學生。他獨特的教學方法是通過“考先生來考學生”。每次上課的前十分鐘，先指定一名學生，讓他就前次學習課程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從學生所提問題的深淺，可知他對課程是否作過深入的鉆研和探討及領會程度。問題提得好，或老師都不能當堂解答的提問者，給滿分。如提不出問題，則由另一學生提問，前一學生作答。此法推行后，深受歡迎，學生由被動學習變主動學習，思想極為活躍，學業大進。
同時，學生所提問題，能使教師受到啟發，起到教學相長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親自帶領教育科學生來聽茅以升的課，對他的教學方法評價很高，認為“這的確是個嶄新的教學上的革命，是開創了我國教育的一個先例，值得推廣”。1962年，他將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統整理寫成《建設一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教育制度》，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好評。
茅以升是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軀。他從選擇橋梁專業時起，就把培養橋梁建設人才和在祖國江河上修建橋梁視為自己的終身目標。1933年3月，浙江省決定在錢塘江上興建大橋，以貫通浙江省鐵路、公路交通。茅以升辭去舒適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請，擔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職務。在茅以升親自主持設計并組織下，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在極其復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于1937年11月，建成了錢塘江大橋，其技術達到當時國際水平。這座大橋的建成，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近代化大橋設計和建造的局面，這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橋梁史上一個里程碑。鑒于茅以升為中國橋梁建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194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茅以升榮譽獎章。
茅以升深知科學技術進步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性，1950年，他欣然接受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后為院長)的職務。這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仍以過人的精力，不辭辛勞，開始了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創業，為鐵路科技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是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鐵道科研事業的開拓者，在科研領導工作中一貫主張理論結合實際，科研要為生產第一線服務，強調繼續教育和研究生培養的重要性，倡導學術民主，主張學術爭鳴，勇于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是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20世紀30年代，國際上對土力學的研究還剛剛開始。茅以升在錢塘江大橋施工中遇到樁打不下和沉
井下沉發生歪斜等現象，經過對錢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學是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立即開始刻苦鉆研，很快掌握了這門新興學科。他對庫倫土壓力經典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有獨到的見解，經常與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的創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討論研究。19
38—1941年間，他在唐山工學院開課講授土力學，他是我國第一個講授土力學課的人。同時向全校師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學術報告。為了讓中國科技人員及時掌握土力學知識，茅以升在《工程》雜志上撰文講解，組織大家學習。1940年他又捐款在中國工程師學會設“石渠獎金”，專門獎勵研究土力學的優秀會員。1948年，他在上海發起“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基本建設工作全面鋪開，面臨許多復雜的地基基礎問題，急需土力學與基礎工程方面的人才與技術。這時，茅以升認為應盡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學知識，他于1952年在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組織成立了土力學小組，舉辦土力學學術交流和普及講座。在他的倡議下，這種土力學學術活動逐漸傳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并成為國際土協的團體會員。同年，他代表我國土力學學會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為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上爭得了應有的地位。幾十年來，我國土力學與基礎工程科學技術已有顯著的提高與發展，這一切與茅以升的長期領導和關懷是分不開的，他對我國這一科學技術的開拓、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茅以升是我國杰出的科普工作者，他是最早從事科普事業的科學家之一。1950年，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成立，他當選為副主席。他認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只有把科學普及工作做好了，科學技術現代化才有基礎”。他是最勤奮的科普作家，在他發表的200多篇論著中，有關科普工作的論著和科普文章約占1/3。他親自撰寫了《科學屬于人民》、《進一步開展職工科普工作，迎接新的生產高潮》、《科學與科普的十大關系》等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沒有不能造的橋》一文，在1981年榮獲全國新長征科普創作一等獎。
茅以升于198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參加人民政權的建設，先后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歷任國務院科技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科普協會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北京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市科協主任委員、中國科技報研究會理事長。他是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的主要創建者，任第一、二、三屆理事會理事長和第四、五屆理事會名譽理事長。茅以升1982年被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4年當選為加拿大土木工程學會名譽委員。他主持成立了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任主任委員，該會經茅以升與太沙基教授聯系，被國際土協接受為團體會員，使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
茅以升終身奮斗、追求不息，正如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所說，人生征途“崎嶇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斗”。他終身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治學嚴謹，善于獨立思考，勇于開拓創新；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他數十年如一日，艱苦奮斗，嘔心瀝血，把畢生精力、知識和智慧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科技和橋梁建設事業，贏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敬佩和愛戴。他的崇高形象永遠是中國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