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恩之(1917年9月30日—1987年4月8日)，出生于江蘇豐縣。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國際知名筆石專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3年加入九三學社。
穆恩之出生于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1931年從豐縣大程莊高級小學畢業后，考取江蘇省立徐州中學。1937年中學畢業，在張五樓小學任代課老師。1938年日本侵略軍逼近徐州，遂遷往后方，考取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在大學期間因經濟困難而輟學，從事教學工作。1941年回西南聯合大學復學，1943年7月畢業，被派往湖南晃縣資源委員會管理處，先后任甲種實習員、工務員。
穆恩之于1944年9月起曾在貴州遵義縣立中學短期執教，并兼任教務主任。1945年2月到四川北碚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任技佐、技士。同年7月隨調查所遷至南京。1949年4月到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并先后兼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副院長、顧問。
穆恩之在地質古生物學方面的主要建樹表現在：描述了從寒武紀到石炭紀，特別是奧陶紀、志留紀和早泥盆世的大量筆石，創立了一套筆石分類系統，已在中國統一應用；樹立了中國筆石動物群的基本序列，建立了奧陶系、志留系、下泥盆系的一系列筆石帶，為洲際間的對比起了重要作用；將中國奧陶系分為六大地層區、三大生態地層類型；以筆石地層為標準，提出了奧陶系與志留系的劃分對比方案，初步解決了華北區與華南區奧陶系的對比問題；在筆石的演化和分布方面，提出了筆石體的復雜化和生態分異學說。
在古生物學方面，穆恩之主要研究筆石動物，其次是棘皮動物(海百合、海蕾和海膽)。穆恩之對我國筆石學開展了全面研究，在筆石的分類、演化、生態、地質和地理分布等領域均做出重要貢獻。他描述了大量的寒武紀、奧陶紀、志留紀、泥盆紀和石炭紀的筆石，建立一個新亞目，10多個新科，20多個新屬和許多新種，其中中國筆石科和嬌筆石科在研究筆石動物的演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中國筆石科的發現，證明早在叉筆石動物群筆石胞管發生高度變形以前，中國筆石科的筆石胞管就已發生變形。嬌筆石科的發現，證明除了有軸筆石有體壁退化的現象外，無軸筆石也具有體壁高度退化的特征。1950年，穆恩之提出筆石的分類系統，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筆石分類系統之一。這一分類系統以后逐漸完善，為國內普遍采用。在世界上，有的基本上采用這個系統(如蘇聯)，有的部分采用。在筆石動物的演化方面，他提出一些重要的演化趨向，如筆石體的簡化、生長方向的轉變、胞管的變形、體壁的退化和局部增厚、筆石體的復雜化及胎管的擴大等。其中筆石體的復雜化的提出最引人注目，因為在此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筆石體的演化總是趨向于簡單。在這些演化趨向中，筆石體的簡化和生長方向的轉變起主導作用，其次是次一級演化趨向。穆恩之系統總結和建立了我國筆石帶，其中奧陶紀25個帶，志留紀23個帶，泥盆紀5個帶。從寒武紀到志留紀劃分為5個筆石動物群，即寒武紀樹形筆石動物群、奧陶紀反稱筆石動物群、對筆石動物群、叉筆石動物群和志留紀單筆石動物群。他對我國筆石動物群及其有關地層進行生物地理分區，將中國奧陶系分為6個大地層區，即華北區(或稱黃河區)、華中區(或稱揚子區)、華南區(或稱珠江區)、藏滇區(即西藏—滇西區)、西北區、北方區(或稱準噶爾—興安區)。其中藏滇區和華南區又分為3個亞區和3大生態地層類型，即華北型、華中型和華南型。他將中國筆石劃分為兩大筆石動物群類型，華南筆石動物群類型和華中筆石動物群類型，分別相當于太平洋動物群和大西洋動物群。他提出生態分異學說，認為筆石動物群類型的不同，是各種筆石以其不同生活方式，適應各種生活環境，進行生態分異的結果。
在生物地層學領域，穆恩之主要從事奧陶紀和志留紀地層學研究，其次是泥盆紀、三疊紀和白堊紀地層。他以筆石地層為標準，提出奧陶系與志留系的劃分對比方案。他對華中區奧陶系的研究，初步解決了華北與華南區奧陶系的對比問題。在國際對比上，中國上奧陶統上部6個筆石帶的建立，填補了世界這一層段筆石序列的空白，為確定全球奧陶系—志留系界線提供了極重要的依據。他在四川長寧雙河奧陶系剖面上同時發現上、下兩層下垂對筆石動物群，解決了長期爭議的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大洲奧陶系的對比問題，過去國外誤認這兩層下垂對筆石為同一層，因而引起對比上的混亂和爭論。他所著的《中國的志留系》是我國志留紀地層的第一次系統總結，本書獲得1978年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和全國科學大會獎。他與美國學者AJ布科等合著的《中國志留系對比》，是當代志留系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6大地層區志留紀地層劃分對比及其界線，討論主要沉積礦產和構造運動，綜合評價古地理和巖相關系及海平面升降事件。這本書被國際學術界認為是有關中國志留系的最有價值的文獻，并于1989年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他研究了我國古生代和中生代海百合、泥盆紀海蕾、白堊紀及第三紀海膽，建立了志留紀和三疊紀海百合序列和白堊紀的海膽序列。
穆恩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親自領導和參加了國家一系列重大的科研項目。他本人以及由他指導下完成的多項科研成果，曾多次在全國和江蘇省獲獎。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參加遼東太子河流域的地層古生物研究，其中的一篇論文“遼東太子河流域地層”獲1956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50年代后期，他參加中國科學院組織的祁連山考察，領導祁連山早古生代地層和筆石的野外工作及室內研究，出版了《祁連山地質志》第2卷第1分冊(祁連山地層)及第4卷第2分冊(祁連山的筆石)兩本專著。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穆恩之領導和參加了國家計委地質局和中國科學院組織的西南石油會戰，以及海南島富鐵礦會戰的地層、古生物研究。他的許多地層古生物研究成果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其中重要的專著為《西南地區下奧陶統的筆石》，系統描述了西南地區下奧陶統筆石34屬及亞屬、260種和變種，其中1新屬、120新種及新變種，建立西南地區下奧陶統12個筆石帶，為解決華北和華南區以及國際奧陶紀地層對比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該書于1987年獲得全國自然科學獎三等獎。
80年代以后，穆恩之領導并參加各系地層界線的研究工作，親自主持奧陶系—志留系界線的研究。他和同事們研究的湖北宜昌奧陶系—志留系界線剖面是世界上研究得最好的剖面之一。1984年發表的專著《寒武系與奧陶系界線》和《奧陶系與志留系界線》于1986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他十分關心青藏高原的地質研究工作，在60歲高齡還親赴西藏進行野外地質考察。穆恩之為我國高原地質研究達到新的水平和將高原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做出了貢獻。
穆恩之十分重視古生物學的普及工作。為了普及古生物學知識，滿足生產實踐和教學、科研的急需，他提出編著《中國各門類化石》叢書，他自己主編其中的《中國的筆石》。從1962年至1978年，這套我國古生物門類的系統總結叢書共出版15種17冊，于1978年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成果獎、全國科學大會獎，1982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他在編著《中國的筆石》的同時，1960年出版了另一套古生物學普及叢書《筆石》。
穆恩之非常重視科學研究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始終把祖國的經濟建設需要放在首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結合地質勘查以及為尋找石油、煤、鐵等礦產和考察鐵路工程地質工作進行的。為了取得野外第一手資料，他曾到遼寧東部太子河流域、小興安嶺原始森林、祁連山、柴達木和酒泉盆地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貴州和海南島等地進行地層古生物調查研究。為了解決一些地層古生物的關鍵性問題，他曾經到浙江西部、內蒙古鄂爾多斯、廣西和廣東以及喜馬拉雅山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他經常與青年人一起跋山涉水，風餐露宿。1956年他身患肺結核病，仍帶隊參加祁連山考察工作。1977年，參加海南島富鐵礦會戰時，正值盛夏，野外氣溫高達40—50℃，由于過度疲勞，眼球出血，他卻全然不顧，仍堅持野外考察。
穆恩之在長期擔任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期間，與其他幾任領導一起為使該所發展成為我國古生物學的研究中心，成為國際上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古生物學和地層學躋身于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
穆恩之一貫重視人才的培養，認為培養又紅又專的人才是取得科研成果的前提和基礎。只有人才濟濟，才能碩果累累。他主張大膽放手讓青年科研人員挑重擔，使他們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提高，通過“以老帶新，層層帶動”，幫助青年一代迅速成長。他對青年人總是悉心指導，言傳身教，誨人不倦，竭誠鼓勵。對青年人在學業上、政治思想上嚴格要求，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關懷，他們不少人成為我國地層古生物研究的骨干和學術帶頭人。
穆恩之歷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常委、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古生物協會筆石工作組主席、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全國筆石學科專業組組長、九三學社江蘇省委員會科技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古生物志》主編、江蘇省古生物學會理事長。他曾擔任第五屆江蘇省政協常務委員、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地質系兼職教授。穆恩之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地質對比科學委員會委員、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國際地層委員會志留系分會正式委員、奧陶系—志留系界限工作組選舉委員、寒武系—奧陶系界線工作組通訊委員、國際古生物協會筆石工作組主席等職。他一生共發表論文和專著100余種。
穆恩之不僅為我國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的研究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還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去世后一幅悼念的挽聯寫道：“嚴格要求、嚴謹工作，勤耕耘、勤灌溉、結出一串美果；平易近人、平淡生活，不貪求、不伸手、留下兩袖高風”，這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