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1910年8月22日—1992年11月18日)，出生于安徽蕪湖。植物形態學家、植物解剖學家、古植物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
徐仁的父親早年就讀于北京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后在中國銀行工作。他專門為徐仁請了家庭教師指導學習，使徐仁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1923年，徐仁到安徽蕪湖一所教會中學讀書，后轉到南京繼續讀完中學，并于1929年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他于1933年獲學士學位并于1937年獲北京大學碩士學位。1944年，他前往印度勒克瑙大學進行研究工作，于1946年被該大學授予哲學博士學位及金質獎章。二次赴印后，徐仁于1952年在李四光教授的幫助下重新回到祖國。
1933年，徐仁在北京大學任助教期間，便一邊教學一邊從事植物形態學與解剖學研究。在印度勒克瑙大學時，他主要對我國云南泥盆紀植物化石和微化石進行了研究，實際考察了克什米爾的地層，并研究了克銳阿峽谷紫色砂巖中的微體化石，這使他成為國際上微體化石研究的先驅之一。二次赴印期間，他在當時國際上唯一的古植物研究所——印度薩尼古植物研究所對同型木和中國泥盆紀微體化石做了進一步研究。在此期間，徐仁還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訪問了瑞典與英國，學習了T哈利(Halle)和TM哈里斯(Harris)研究古植物的方法，收集了大量文獻資料，并于1949年擔任了印度古植物研究所副教授兼代所長。
新中國成立后，徐仁夜以繼日地工作，把印度古植物研究所收藏的一套相當完整的世界古植物學文獻拍成長達1200多米的縮微膠片。他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條件，毅然投身于祖國的科學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
回國后，徐仁起初是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古植物學研究。1954年調入北京后，先后任地質部地礦司孢粉實驗室主任、地質部地質研究所孢粉古植物研究室主任、地層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并在此期間培養了一批孢粉工作研究人員。因為我國十二年科學規劃中有研究生物的系統發育課題要做，徐仁于1962年正式調到植物研究所，主持了西南地區中生代植物研究，參加了《生物史叢書》第二分冊、《植物的發展》與《中國古生代植物》、《中國新生代植物》等專著的編寫工作。1980年，徐仁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并于同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館副館長。
徐仁致力于植物學和古植物學研究近60年，在植物形態學和解剖學、古植物學及孢粉學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國內外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80余篇，與他人合作出版專著6種。其中有進化論方面的論文3篇，植物生理學方面2篇，植物形態與解剖學7篇，古植物學53篇和孢粉學方面的14篇。這些論著的發表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難看出，他對科學事業的貢獻和從事的科研領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對植物學和解剖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徐仁早年專攻植物形態學和解剖學。20世紀30年代正值植物“原套—原體學說”提出不久，植物學界開始采用這種觀點解釋生長點的活動和器官的發生，但還有許多重要植物類群的生長點的結構和發育規律尚待研究。徐仁對我國一些在系統發育上具有代表性的植物的苗端結構進行了深入研究。在1937年發表的《中國卷柏苗端解剖和生長》一文中首次指出卷柏生長點原體的各部分細胞在器官建成中的作用。1944年，他在《美國植物學雜志》(AmerJourBot)上發表的《吊絲球竹苗端的解剖和生長》一文中用發展和變化的辯證觀點闡明了竹的生長點在個體發育中的動態變化，指出生長點中的原始細胞并非是一成不變的。這兩篇杰出的論文一直被歐美的植物學教科書作為經典文獻廣泛引用。
其次，徐仁在古植物學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在對我國云南泥盆紀植物、包括植物大化石和微體化石研究后所做的論文成為我國古植物學界早期文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還在對著名古植物學家薩尼發現的印度同型木重新研究后，確認它的次生木質部是由梯紋管胞組成，這種植物應屬于裸子植物的內蘇鐵木，而不是原來報道的原始被子植物。這一研究成果使徐仁在國際古植物學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和威望。
在我國科學界對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進行綜合研究時，徐仁根據對青藏高原古植物的研究，論證了使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隆起的時代、原因和抬升的幅度，并用板塊學說的理論解釋了喜馬拉雅山地區古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演變規律。他的兩篇論文《希夏邦馬峰高山櫟化石層的發現及其在植物學和地質學上的意義》和《藏南舌羊齒植物群的發現和其在地質學及古地理學上的意義》獲得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
通過幾十年的研究和積累，徐仁在《中國晚白堊世和新生代植被及其與北美的關系》一文中依據豐富的古植物學資料，深入全面地探討了北美與東亞植物區系的關系，并特別指出兩個相距很遠的植物區系現存不少相同的屬是屬于原地孑遺的分子，并不是遷移導致的。這就解決了140年來植物地理學中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論文自1983年在美國發表以來，成為國際古植物學界廣泛引用的文獻之一。
徐仁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身體力行，積極探索，努力把理論研究同祖國的經濟建設相結合，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實地考察含煤含油地層，深入研究其中所含的植物化石，為礦產開發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特別是在中國南方中生代含煤地層的地質時代和地層對比問題上，他憑借豐富的資料，用辯證的觀點指出我國中生代含煤地層主要是晚三疊世的沉積，隨著氣候帶的轉移和時間的發展，含煤沉積的時代從中國西南西部向東向北，由晚三疊世逐步過渡到早侏羅世。這一結論不僅糾正了長期以來認為南方中生代含煤地層主要是早侏羅世沉積的觀點，也為南方煤的發現指明了方向。據該成果編寫的《中國晚三疊世寶鼎植物群》于1983年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
為開創古植物生態學的新領域，徐仁綜合各種資料和知識，采用大型彩圖的形式把植物界長達35億年演化過程中中國各主要地區在不同地質時期的古植物景觀加以恢復。他編著的《地質時期中國各主要地區植物景觀》一書成為我國第一部古植物景觀圖冊，并在國外廣泛流傳，被世界上許多大學作為教材。
在古植物學基礎理論研究上，徐仁堅持以生物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他安排研究生在國內率先開展了國際上剛開展起來的陸地維管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的研究和煤核植物的研究，此項研究后來成為“八五”期間國家自然基金重點項目。在古植物學界，徐仁還是研究硅化木的先驅之一，并大力倡導古木材的解剖研究。
作為中國古孢粉學的創建人，徐仁在孢粉學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20世紀50年代初，他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孢粉學實驗室，培養了中國首批孢粉學工作者。為配合當時蓬勃發展的地質勘探對地層時代及地層對比的要求，他又到北京，在地質部中國地質科學院開辦了中國第一個以孢粉學為主要內容的講習班——煤巖訓練班，為新中國培養出一批孢粉學人才，其中不少人在地質、石油、科研和教學戰線上成為孢粉學領域的帶頭人。徐仁在國內先后創建了三個孢粉學實驗室，除南京的以外，還有中國地質科學院及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學研究室內的孢粉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幾十年來在我國孢粉學的發展上都起了先導的作用。
徐仁于1979年倡導并組織了中國孢粉學會，任第一、二屆理事長及國際孢粉學會理事。他還發表了多篇重要的孢粉學論文。1958年發表的《根據孢粉組合推論湖南汝成文明司紅色巖系的地層時代》一文，在國內首次用孢粉學資料確定了地層時代。1965年在研究周口店猿人化石層中的孢粉的工作中，開創了在我國根據孢粉學資料推斷古環境的先例。
由于徐仁的成就卓著，他在植物學界和地質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他先后擔任過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生物學會秘書長、中國第四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和中國孢粉學會理事長。他還一直是印度古植物學會會員和名譽會員。他曾先后訪問過法國、英國、美國、瑞典、加拿大等國家，與世界各國的植物學家、古生物學家及地質學家有廣泛的聯系和合作。1981年，他被聘為第13屆國際植物學大會副會長。他的學術成果在世界上廣泛流傳，是世界古植物學的權威之一。
徐仁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古植物學的研究當中，治學嚴謹、一絲不茍，并敢于向新的領域發起沖擊和挑戰。他認為做好植物學中不可缺少的基礎理論學科的研究是他十幾年的企望。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討論到如何趕超國際水平以及有關措施，又使他精神倍增、信心十足。他說：“我雖年近古稀，精力不太充沛，但也愿‘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在科學事業中充當一名拼命的老兵，把我國的古植物學搞好。”這種精神確實值得年青一代科學工作者學習。
徐仁忠于職守，嚴格要求自己，事必躬親。在“文革”期間，他采用兩條腿走路的辦法，在配合地質隊和西藏科學考察隊工作的同時，編寫了有關古生代、新生代植物化石、寶鼎三疊紀植物、生物史的發展史分冊等著作。
在科學研究和治學過程中，徐仁強調實事求是，堅持用辯證的觀點去認識問題。他認為隨著分子生物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科學工作者應該經常從自己熟悉的微觀領域里跳出來，看看植物學在宏觀領域里的發展，處理好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關系，以免誤入歧途或做重復工作，保證科研工作的順利發展。同時，他還強調科研工作中的思路清晰十分重要。他經常如此要求助手和學生，親自帶領他們到野外實地考察，注意實際材料的收集和理論聯系實際，凡與他接觸或共事過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均從他那里得到了不少的收益。
徐仁就是這樣一位對待科研一絲不茍，待人熱情誠懇的科學家，他的一生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激勵著新一代科學工作者不斷前進!
主要論著
1Hsü Jen,Anatomy,Development and Life History of Selaginella Sinensi s Ⅰ,Anatom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oot,BullChinBotSoc,1937,3(1)：75～79.
2Hsü Jen,Structure and Growth of the Shoot Apex of Sinocalamus Beech eyana McClure,AmerJourBot,1944,31(7)：404～411.
3Hsü Jen,Plants Fragments from Devonian Beds in Central Yunnan,China, JourIndBotSoc(MOPIyenger Commemoration Volume),1946：339～360.
4Hsü Jen and Bose,MN,Further Information on Homoxylon rajmahalenn se Sahni,India JourBot.Soc.,1952,31(1～2)：1～12.
5徐仁、陶君客、孫湘君，希夏邦馬峰高山櫟化石層的發現及其在植物學和地質學 上的意義，植物學報，1973，15(1)：102～109。
6徐仁，藏南舌羊齒植物群的發現和其在地質學及古地理學上的意義，地質科學， 1976，4：323～331。
7徐仁、朱家楠、陳曄等，中國晚三疊世寶鼎植物群，科學出版社，1979。
8徐仁，植物的發展，科學出版社，1980。
9徐仁、王秀琴，地質時期中國各主要地區植物景觀，科學出版社，1982。
10Hsü Jen,Late Cretaceous and Cenozoic Vegetation in China,Emphasizing Their Connections with North Amenica,AnnMissouri Bot:Gard, 1983，70：490～508.
